02呼唤新型“科学伯乐家”

       略举一例，便可显见：“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一名言，揭示了社会对“伯乐”的需求与渴望！
       1882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因1869年创立元素周期表，获得英国皇家学会这一当时世界上头号科学强国的最高科学机构授予的最高科学荣誉——戴维奖；1887年，英国化学家纽兰兹也因1865年创造了科技史上的第一张元素周期表的雏型——“八音律表”，而获此项殊荣。
        那么，为什么纽兰兹早于门捷列夫5年明显展示出元素周期律之核心原理——“把元素按照原子量的顺序来排列”(柏廷顿语)，却晚5年才获奖呢？
       原来，科学新事物（特别是重大新构想）之真伪、价值，往往难以鉴别。因而，当纽兰兹宣布“八音律表”时，听众报之以嘲笑和奚落；身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长的福斯特教授当场质问纽兰兹：“有没有试过按元素名称的起首字母的顺序来分类元素？！”就这样，这位“最高学术权威”轻易而粗暴地否定了这项本国人首创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果。
       由于受福斯特的重创，纽兰兹十分气馁地转入制糖工艺的研究，再也不敢问鼎“元素周期表的创立者”之桂冠；因而使英国本有可能摘取的桂冠，转而戴在了俄国人的头上。若福斯特九泉有知，见此评述，是否会发一浩叹？
       由此可显见，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与竞争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创造精神产品的能力，而且往往还取决于其评价、推广精神产品的能力，取决于其是否能有计划地、迅速地鉴别研究成果（特别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成果），拔其于科海之中！
       然而，令人叹息的是，科学史上的著名科学家俯拾即是,而要寻觅著名“科学伯乐家”却非易事。反之，研考科学史，则可见：因一时鉴别不清等原因而否定科学新构想的权威，却屡见不鲜。诚如柳树滋教授起草的《“潜科学”的诞生——代发刊词》(载《潜科学》创刊号,1981 年) 中所言:
       新的科学发现愈是具有创造性,同传统观念发生的冲突则愈加激烈。迈尔和赫尔姆霍茨最早阐述能量守恒定律的两篇文章,就被当时著名物理学家波根道夫主编的权威刊物《物理学和化学记事》所拒绝,理由是实验根据不足、引进了思辩的题材。
       伽罗华创立群论,孟德尔发现基因,他们的工作都是科学史上的杰作,但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得到社会理解。从古至今,都有一些人为了科学发现,置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于不顾,直到冻饿而死之后,他们赐福于人类的重大发现才为世人所承认。由于一时鉴别不清而受压制、被埋没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史上更是不胜枚举。
       每阅读科技史著作，特别是阅读诸如《科学蒙难录》(解恩泽主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6 年版)等专门论述“因科学评价太难而阻碍科研工作进展”的著作，常常为“评价有时甚至难于发现”而感慨万端。因而抚案立誓：要为伯乐立传；并常大声疾呼：应立法保护伯乐的各种权益，由此将“伯乐之难”减至最小限度。
       与此同时，还深深领悟到：所谓“需求”，乃是“需要而又难求”；造就“科学伯乐家”，正是一种很迫切的、难度很大的社会需求、国家需求，甚至是科学与科学人才基本框架之结构性的重大需求！
迄今为止，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已能有效地源源不断地孕育与催生出新的“科学家”；那么，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去加强教育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才能卓有成效地源源不断地孕育与催生出新的“科学伯乐家”呢?
       进一步看，当今社会已有哪些类型的“科学伯乐家”（与“伯乐家”）呢？他们各自具有哪些“伯乐功能”呢？能否从新的理论与方法论高度，发现现行“伯乐家模式”及其特性与缺陷，并提出战略性、引领性满足对策，从而有计划地、目标明确地造就出大批新型“科学伯乐家”呢？
（系列报道之二）